2023年1月，欧洲研究人员发表了一项田间试验，内容是用人类排泄物制成的再生肥料种庄稼：经过处理的肥料能给作物提供多少氮，作物又会从中吸收多少药物残留。消息传开，不少中国网友想起了祖辈的菜园。 地头埋一口粪缸，粪便沤熟后兑水，一瓢一瓢浇进菜地，这是很多人小时候见惯的场景。熟悉的粪肥，怎么又成了欧洲的科研课题？ 要回答这个问题，得先看看中国人几千年来是怎样对待自己的粪便的。 按现代医学和环境工程的数据，成年人平均每天排便约120克到250克。考虑到饮食习惯和年龄差异，可以粗略认为一个人每天排出约200克，一年约70公斤。 再结合几千年来中国的人口总量和平均寿命，按最保守的估计，中国人从文明发源至今大约产生了53亿吨粪便。如果把它们铺满江浙沪，整片江南大地会盖上一层约25厘米厚的粪层。 几千年下来，这么多粪便都去了哪里？答案是，它们在“五谷轮回”中散入天地。 整个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就像一个巨大的天然化粪池，其中一部分甚至又变成了我们自己的身体。这个轮回在中国转得格外完整，下面从古代讲起。 常逛博物馆的人会发现，东汉展区里几乎都有一种特别的陶器：陶猪圈。它是明器，也就是随葬品。猪圈古称“溷”或“圂”。 《说文解字》解释这个字从“囗”，象“豕”在“囗”中，“豕”就是猪，所以它最初专指猪圈，到春秋末期才有了厕所的含义。细看这些陶猪圈，每个上面都搭着一间小房子，那就是当时的厕所。 这种“上厕下圈”的设计在汉代非常普遍：人的粪便直接落进猪圈，和猪粪混在一起沤成粪肥，再拿去给农田施肥。这种做法叫“溷中熟粪”，记载在《氾胜之书》里。 这部书被视为我国最早的农书，也是四大农书之一，书名取自作者、西汉农学家氾胜之。世界各地的游牧民族为了生存，驯养骆驼、羊、牛、马。 中国是农耕文明，驯养的是更宏大的东西：土地本身。古人把土地当作活物，它也要吃饭、喝水、休息。 想让它长出好庄稼，就得时刻留意它的状态，休耕、轮作、保墒、淤灌，一样都不能少。想让一块地年年高产也可以，但投入必须跟上，古人很清楚这一点，所以说“凡田岁种者，必岁一粪”。 要让土地有力气长庄稼，就得把它喂饱，而且年年都要喂饱。粪便里含有大量氮、磷、钾和微量元素，分解产生的腐殖质还能缓解土壤板结，既补土又养地。 不过粪便不能直接上地：新鲜粪便会烧苗，必须先经过腐熟；堆肥时产生的高温还能杀菌除虫，沤好之后施到地里也没那么臭了。过去农村到处是粪堆，原因就在这里。 所以对古人来说，粪便浑身是宝，从不发愁没处放，反倒担心不够用。名画《千里江山图》里，小船上的人正在挖河泥做肥料，这叫“罱泥”。 连河泥都要捞上来用，说明农村的人粪其实不够用。几千年来，中国人的粪便大部分都被循环利用了：农民专门挖粪坑、修旱厕和沤肥池，把粪便和秸秆混合发酵，做成田里最重要的肥料。 在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里，粪便确实是农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但这个“天人合一”的闭环并不完美，难题出在城市，因为中国古代城市的人口实在太多。中国在公元前其实就有公共厕所，甚至有冲水厕所。 西安秦汉栎阳城遗址发现过一处战国时期的高等级冲水式厕所遗迹，有专门的厕位和防外排污坑，距今约2400年。不过这是宫廷专用，大多数人还是掘地为厕：挖个坑，搭上木板就是厕所，坑满了再让人填上。 据说晋景公就是掉进这种粪坑里淹死的。中国自古就有把城里粪便运往农村的习惯，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城市的粪便污染并不严重。 即便是繁华的汉长安城，也是到了隋朝才出现成规模的水污染，这时距汉长安建城已近800年。汉长安的官方建筑和皇家宫苑铺设了防渗的陶制下水管道，周边百姓没有这个条件，渗水污染严重。 即便如此，整座城市也撑了约800年，饮用水才真正坏到不能喝的地步。真正出问题是在唐宋以后。 里坊制逐渐瓦解，大城市人口爆发式增长，单靠居民自发运粪和零散的粪便交易已经满足不了排污需求，官方开始有组织地长期介入。唐代城市实行里坊制，各坊外有水渠环绕，唐长安城的坊渠宽约2.5米。 有人图方便，把下水穿墙排进坊渠，被抓到要挨六十杖。在官府要求下，大部分居民的粪便需要就地存储。 唐代厕所和今天的旱厕已经没有太大区别，厕坑前甚至放着瓦片作导槽；穷苦人家至少也会挖个坑，放一口破釜。专门的粪商上门收购，中国最早的厕所行业就在这时出现。 官府默许民间商户垄断城市粪便回收，掏粪业有了专业人员和专门工具，形成了一定的市场规模。长安富商罗会就以剔粪为业，垄断京城公私厕所的清理，发了大财。 到了宋代，情况更麻烦。里坊制崩溃后，乱搭乱建严重。 在有河渠的城市里，马桶里的秽物有时直接倒进河道，有人甚至把厕所悬空盖在河渠上，官府只好让居民编成保甲，互相举报监督。普通城市规模较小，土地承载力足够，还算好治理，浙江的衢州、金华就因为粪便处理得好，成了宋代城市卫生的典范。 真正吓人的是北宋开封和南宋临安，百万人口的吃喝拉撒是个